“有需求才有市場，這是亂象叢生的關鍵。而且這種需求往往是剛需，與現行的學術評價機制密切相關。”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教授楊思洛在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分析湖北荊門警方辦理的這起假期刊案件時，指出了背后的問題。

楊思洛舉例說，職稱評審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為了可操作性和“公平公正”，一些評審委員會便把論文當成重要指標，甚至出現了“唯論文”的標準，一些工程項目結項，也需要提交論文，“將研究成果公之于眾，以便于進一步推廣和應用”。

近年來，有關部門已著手整治此類亂象，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在楊思洛看來，需要在理論研究和實踐中不斷細化，完善可操作性，“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徹底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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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評價體系下，學術期刊數量無法滿足發文需求。以教育領域為例，今年年初發布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第七版)》數據顯示，我國現有教育學類的專業中文學術期刊336種，分為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教育綜合4個板塊，年發稿量約為16萬篇，與數以千萬計的專任教師和學生相比，發稿量很少。

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研究員、湖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副編審胡小洋在期刊行業工作近20年了，在他看來，并不是所有行業的從業人員都需要通過論文來展示自己的業績水平和學術造詣。

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基礎教育領域的中小學老師的主要工作是上好每一堂課，學生的全面發展是對老師能力的最好評價，論文和教研水平并沒有多大關系。工程領域技術人員的工作場所在工地上，他們把圖紙變為現實，解決施工中的一些技術難題，這就是他們對社會的重要貢獻，他們撰寫的課程教案、教研總結、工程實施報告、技術改進工法、行業技術標準、政策建議，不僅具有極強的實踐參考性，也能很好體現他們的創新水平。

但是，這些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教案、報告、工法等，投稿給期刊，“估計第一輪就會被斃掉”。

楊思洛近幾年和許多期刊編輯進行了深入交流，發現了一個趨勢。有些期刊前些年還刊發一些應用性較強的文章，比如實踐報告、案例分析等，但數量逐年減少。“一些編輯說，現在主流期刊評價體系，以及職稱評審很看重理論性文章。考慮到期刊的發展，他們也只能迎合這種趨勢，更多征集、刊發理論性強的文章。”

如此一來，本就不擅長寫理論性論文的工程、醫療等一線從業人員，只能尋求中介代寫代發。這便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收取高額版面費，或者用假期刊蒙騙受害人。

在荊門警方破獲的這起案件中，數以萬計的論文發在了假期刊上，某知名期刊網還收錄了這些文章。楊思洛認為，這種不法行為嚴重破壞了學術誠信和聲譽，擾亂了科學研究秩序，還影響了學術評價體系的公正性，甚至對科學研究和科技創新體系造成負面影響。

楊思洛呼吁，整治這種亂象需要相關部門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一方面，加快完善學術評價體系和相關制度，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來評價人才，維護學術公正，倡導分類評價、同類比較，降低工程實踐等領域在職稱評審、項目結項時對論文的要求，引導大家“用代表作說話”。

另一方面，滿足一線從業人員發論文需要，引導業界重視實踐性較強的文章。前不久，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武漢理工大學數字出版智能服務技術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聯合發布了《中國應用型期刊評價研究報告(2023版)》，對我國1365種應用型期刊進行了評價，覆蓋了17個行業大類和兩個綜合大類，系統遴選出61種應用型權威期刊、276種應用型核心期刊、497種應用型核心(擴展)期刊和531種應用型入庫期刊。這是國內首次對應用型期刊進行專門評價。

楊思洛介紹說，應用型期刊以應用實踐為定位，關注和刊載的文章以反映技術開發、工程應用、職業發展、行業實踐或社會實踐問題等內容為主，是與理論型期刊相對的概念。應用型期刊主要面向職業技術專業人才，多數由高職院校、各行業的學會和研究會主辦，目前，國內期刊評價體系主要利用傳統引文類文獻計量指標，多側重于理論型學術期刊，通常將應用型期刊視為期刊中的“長尾”或次要部分，其價值和貢獻被嚴重低估。

楊思洛說，希望通過評價讓每一本應用型期刊都有目標定位、發展方向和服務價值，探索解決當前職業技術專業人才評價、績效考核、職稱評定等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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