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們這一代人而言，讀書這事“茲事體大”。

在我上學那會兒，有一個口號叫“知識越多越反動”。那年月，整個國家好像在上演著一出荒誕劇，社會上呈現出一種與傳統價值系統完全逆反的傾向，盛行千年的讀書至上意識與精英主義，在經歷了清末激變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沖擊后，至此更是被掃蕩殆盡！不知道這算不算“庶民的勝利”。書香不繼，大路狂奔，高歌猛進，整整十年，學生不用上學，年輕人沒書可看，彈指一揮，白了少年頭！

(資料圖)

剛開始時大伙兒都覺得挺痛快，可過不了多久，就覺得不對勁。學習知識、探索未知是人的本能，盡管那時候已經把古今中外絕大部分的文化遺產都打入“毒草”的行列，還有人說，從《國際歌》到樣板戲，這中間是一片空白，但這蒙蔽不了所有的人，對知識的渴望還是讓不少年輕人想方設法找書看。

在北京、上海、武漢、長沙、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因失去利用價值而被放逐的紅衛兵如夢初醒，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從盲從迷信中掙脫出來，開始思考問題，通過閱讀尋找答案，以解開心中的困惑。他們自發組織地下讀書會，通過各種渠道尋找“禁書”，那些劫后余生并流傳在社會上的中外名著，其中，對他們的思想沖擊與影響最大的是一批內部發行的“灰皮書”和“黃皮書”。灰皮書因灰色封面而得名，多屬人文社科范疇，作者為西方學者和蘇聯、東歐各國的“修正主義者”，如托洛茨基、德熱拉斯、赫魯曉夫、馬迪厄、哈耶克、夏伊勒、湯因比等；黃皮書主要是文學作品，也得名于黃色封面，作者有愛倫堡、索爾仁尼琴、貝克特、塞林格、薩特、加繆等。這批書當年是供高級干部閱讀或供文化宣傳口官員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印量極少，“文革”前和“文革”中都印了一些，加起來才不過兩千余套，這些書在當時動亂的環境中散落民間，成了許多處于苦悶和“饑渴”之中的年輕人的寶貴精神食糧。這些特殊年代的閱讀者后來大多“先知先覺”，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啟蒙的先驅者和中堅力量。新時期以來暴得大名的學者金觀濤、詩人北島、作家史鐵生等，都是當年地下閱讀的參與者。

說來慚愧，我生長在西江沿岸的一座小城市，地處邊遠，文化落后，上面提到的“兩皮”書，我一本也沒看過。

“文革”開始時我還未滿十三歲，應該說還沒有閱讀的自覺，盡管我在小學三年級時就開始看課外書，但看的多是武俠小說或演義小說，那時候滿腦子都是洪熙官、方世玉、展昭、白玉堂、秦瓊、程咬金、羅成等的形象，這些小說和人物所傳遞的“忠孝節義”觀念，對少年時代的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隨著年齡漸長，我開始接觸《三國演義》《水滸傳》那樣的名著了，但大多還是挑情節性強的看，像《紅樓夢》，雖然名氣很大，但描寫的多為吃吃喝喝、哭哭啼啼、吟詩作對、風花雪月的內容，就不大能讀得下去。當時我家藏有一部民國十九年（1930）商務版的護花主人評《石頭記》，我看了很多次，才勉強把這部中國最著名的古典小說看完。

當時的讀書環境極為嚴酷，所有的圖書館都關閉了，書店里空蕩蕩的，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無書可賣，紅衛兵的焚書更渲染了閱讀“禁書”的恐懼感與罪惡感，我們只能各顯神通，偷偷摸摸地交換著看那些不知從哪里冒出來的書。就我而言，還得越過父親的障礙。父親對我的閱讀采取了封殺的態度：收繳，甚至付之一炬。因此，我常常是躲在閣樓或蚊帳里讀書，夜間，十五瓦光的白熾燈光線太弱，隔著蚊帳看書很吃力，看上去糊涂涂的一片，好在那時年紀小、眼力好，囫圇吞棗地就把書看下來了。記得有一次借得一本叫《再生緣》的書，說好了第二天一早就要歸還，為了不失信，我只好跑到家對面的青少年文化宮的走廊里，從早上一直看到晚上，連飯也不敢回家吃，忍著饑渴，一目十行地把這本幾十萬字的書翻看完。我完全沉浸在孟麗君和皇甫少華的悲歡離合中，把對父親的害怕丟到了腦后，甚至聽不到母親叫我回家吃飯的急切呼喚。

這種脫離了學校正規教育的自由閱讀對我的人生影響極大，當時的狀態真的可以用得上“如饑似渴”“廢寢忘食”等詞語來形容，來之不易的閱讀機會使得我們都特別珍視每一本過手的書，如果時間充裕的話，我們都會把書中的精彩段落用筆記本抄下來，抄書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記憶。現在回想起來，這種“偷偷摸摸”的閱讀充滿刺激和快感，是我的讀書生涯中唯一的非功利、純享受的閱讀經歷，此后的讀書，包括在大學期間的閱讀，或多或少都帶有功利的色彩。

在中國，讀書與功名利祿聯系緊密，孔子說“學而優則仕”，對這句話當然可以有多種解釋，依我看，這實質上是預設了古代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宋代以后，科舉制度日益完善，給下層士子通過讀書考試進入仕途提供了穩定的機制，宋真宗趙恒《勸學文》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說明當時最高統治者已在有意識地引導知識分子走通過讀書獲取功名富貴的道路。北宋士人汪洙更將這種“讀書做官”的意識總結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此后，“讀書至上”便成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識，上至權貴，下至草民，都認為讀書是出人頭地的唯一出路。但是，這種極盡功利化的讀書行為，其實是對“讀書”本身的一種異化，因此，這種“讀書—入仕”的模式到了清末，也就走進了死胡同。

近代以來的社會劇變使這種模式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如上所述，到了我讀書的年代，這種批判走到了荒謬的地步，仿佛在一夜之間，讀書便成了一種罪惡、一種恥辱，人們只能在背地里、暗夜里讀書，這樣使得社會對讀書的評價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就在那樣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我看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書，沒有計劃，沒有選擇，逮到什么看什么，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先拿上手看了再說，這樣的“自由”狀態其實應該是真正的“讀書人”最渴望的理想境界，不料卻給我這樣的無知小子在一個特殊的年代意外地收獲了。

古舊小說不光向我傳遞了忠孝節義的觀念，還培養了我對古典詩詞的興趣，我開始感受到唐詩宋詞的華美和豐贍，觸摸到中華文明最瑰麗的精神層面。《唐詩三百首》《唐宋名家詞選》是我最早接觸的詩詞選本，此類圖書眼下滿大街都是，那時卻是極為珍稀難得——當我在我家放雜物的閣樓上發現那本蓬頭垢面的線裝本《唐詩三百首》時，心中的狂喜，恐怕不亞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此書的序言中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這話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于是，我花了兩個月時間把這三百多首唐詩背下來，便開始作起詩來。

我寫了不少五七言四句或八句的“詩”，以為這就是律詩或絕句了，有一次，我將一首題為《七律·江邊辭別》的新作拿給一個曾擺過舊書攤的朋友看。朋友看了，大潑冷水，說格律詩得講平仄對仗押韻，不是光湊夠字數就行了，我這些東西，連“打油詩”都算不上！他的話使我大受打擊，但也讓我明白了，原來寫詩還有那么多的講究。后來，我從閣樓中翻出了一本王力先生著的《詩詞格律十講》，才弄明白了格律詩是怎么回事。我大為興奮，便按書上提供的詩律詞律寫詩填詞，整日沉迷其中，樂此不疲，一個字一個字地摳，一個音一個音地對，不說嘔心瀝血，也真的是挖空心思。說起來，那時候的我還是個少年，讀書不多，又沒有經過專門的訓練，真要完全按照格律來寫作，還是難以做到，所以我那時寫的詩詞，多有未能完善者。如下面這一首《滿江紅》：

風雨中秋，小亭宴、狂朋怪客。畫欄外，幾家漁火，數聲鳴鶴。敗絮殘花急雨碎，長橋流水孤燈滅。聽夜空、落葉正西風，秋聲惡。亭院靜，珠山碧，歸雁叫，征帆列。正松濤聲斷，紫簫聲徹。明月已應東海約，浮云猶似平生略。繁華處、弱柳舞笙歌，秦淮夢。

這首耗費了我逾月之功的作品，仍未能完全解決押韻的問題，但和以前比，則要典雅與渾成了些，起碼不那么“打油”了。

少年時的這些經歷對我日后的專業與職業選擇影響極大。我讀大學時，專業上偏重于古代文學，畢業論文寫的是《論李清照在婉約派中的地位》。工作以后，我做過較長時間的古籍編輯，曾任某出版社古籍室的負責人，編輯過《古代類詩叢書》《中國古代文學大辭典》《文白對照十三經》《文白對照諸子集成》等大型古籍圖書。業余寫作，著有《從菩薩蠻到沁園春：公元十世紀前后中國文人的生存狀態》《嶺南詞典》等學術散文著作。我想，這所有的一切，或許都能夠追溯到我少年時的那個神秘的閣樓。

閣樓設在我家通往后院的天井旁，是用木頭搭建的，堆放著家中閑置的雜物和父親以前的工廠廢棄的機器。因地處偏僻，且極臟亂，家里人極少會到這地方來，因此，閣樓便成了我兒時的秘密樂園。我曾在閣樓上打沙袋、擊木樁，幻想著有朝一日能練成一個武功高手，專門替人打抱不平；我還常常躲在閣樓上看那些父親不讓看的俠義小說、言情小說，有時候，為了逃避做家務，也會爬到上面來偷懶。

那些閣樓上的藏書是父親一位曾在國民黨軍隊任職的朋友寄存的，他的紅衛兵女兒揭發他的“罪行”，他擔心家里的藏書可能會惹麻煩，便轉移到我們家來，父親大概覺得閣樓比較安全，就把書藏在那兒了。

雖說唐詩宋詞對我影響很大，但閣樓上更多的是西方文藝和社科人文類圖書。以我當時的年紀和水平，看那些康德、黑格爾的著作就像看天書，我比較喜歡看的還是小說，像托爾斯泰的《復活》、屠格涅夫的《煙》、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雨果的《悲慘世界》等，書中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糾葛和坎坷命運，令處于青春期的我深受感動。有一段時間我特別迷戀俄羅斯文學，于是就用閣樓上的書和別人交換。我有一個朋友是個“孔乙己”，他利用紅衛兵查封圖書的機會，從他學校的圖書館“偷”出不少圖書，其中有不少蘇俄時代的作品，我就經常和他換書看，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詩，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訶夫的小說，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學批評，這些十九世紀人類最燦爛的精神遺產，就這樣和一個邊鄙小城的“文青”偶遇了。

我家的隔壁住著一個曾當過紅會醫院院長的“壞分子”，盡管窮愁潦倒，但他仍不改“崇洋媚外”的做派，言必稱英美，平日行止，也頗有英國紳士范兒，家中所藏，則多為英美文學作品。我和他的兒子是好朋友，我們常常交換手上的好書，我所接觸到的英美文學名著，大多來自他們家。我還清楚地記得朗讀雪萊《西風頌》時的興奮。“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那些鏗鏘的句子對當時的我具有一種巨大的沖擊力。令我震撼的還有杰克·倫敦的《熱愛生命》，那荒原上的堅韌，閃耀著人性的光輝。惠特曼的歌唱同樣豪邁而堅定：“哦，船長，我的船長！”我仿佛聽到了來自遙遠新大陸的深切呼喚……

那是一段極其苦悶而又快樂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按當時的形勢，除了上山下鄉，別無他路可走，可是，我就是不愿下鄉，我想待在城市，哪怕當個掃地工也樂意！在無望的等候中，日子默默地往前走著，沒有意外，也沒有驚喜，唯有書籍有一搭沒一搭地伴隨著我，給我帶來些許慰藉與快樂。

就這樣，憤世嫉俗的魯迅成了我的隔代知音，他那些犀利冷峻的毒舌雜文、深刻詼諧的嚴酷小說，成了療治我怨憤心理的心靈雞湯。愛情小說最能撫慰青春期的躁動，那段時間我讀得最多的自然是這一類的小說，茅盾的“《蝕》三部曲”和《子夜》，巴金的“愛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等等，使我欲罷不能、如癡如醉。

但當時看這類書（除了魯迅）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有一回我在糧店排隊買米，為了打發時間，我拿了郁達夫的小說《沉淪》邊排邊看。《沉淪》是郁達夫的自傳體作品，描寫了“他”在日本留學時的性壓抑和性心理，其中有暗示手淫和偷看房東女兒洗澡的細節，當我完全沉溺在“那一雙雪樣的乳峰！那一雙肥白的大腿！”等“情色”描寫時，突然間聽到身后一聲大叫：這家伙在看黃書！沒等我反應過來，我就被人扭住了，旋即被送往了當時的專政機關“工人糾察隊”指揮部。我被關進一間黑屋子里，跟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混在一起。我被嚇壞了，看黃色小說或反動書籍，這罪名可不輕，說不定要坐上幾年牢。我在黑屋子里待了兩天，恐懼加上骯臟嘈雜的環境令我整夜失眠，就在我快要崩潰時，我突然發現了一個熟人——曾經跟我一起扛過碼頭的昌哥，他居然當上了“工糾”隊員。事情至此有了轉機。昌哥馬上把我提了出來，“聲色俱厲”地訓斥了幾句，轉頭就把我放出來了。

回想起來，盡管危險，盡管艱難，但“文革”十年，仍是我一生中讀書最多最雜且最有閱讀激情的階段。雖說我在大學念的是中文系，但讀的書好像還是比不上那時候多。我把大量的時間都放在背英語單詞上了，剩下的時間，或是用來應付考試，或是花在看文學雜志上。當時文學復蘇，號稱“黃金時代”，文學雜志發表作品，時常能引發轟動效應。那時的作家比官員、企業家要“牛”多了，就是和現在的影視、體育明星比也不遑多讓。我讀的專業叫“文學創作”，好像是全國獨一份，我是沖著搞創作、當作家來讀書的，因此，看雜志、了解眼下文學創作的動向，對于我們這個專業來說極其重要。

我常常在一些公共課的課堂上看雜志——學中文的都不喜歡這一類課。有時，上專業課時也看，有同學揶揄說，文學雜志簡直成了我的主修課。記得諶容的中篇小說《人到中年》在《收獲》雜志發表時，引起極大的轟動，一時洛陽紙貴，人人都在爭搶那一期《收獲》看。中文系資料室訂有該雜志，但我去借時，早已被同學借走了，后來，雜志一直在同學間傳看，待我拿到手時，已是殘舊不堪，由于后面還有很多人在追著，因此我也只能在上課時看。印象中那一堂課是古代文學，本來是我最喜歡的科目，而授課的又是我最喜歡的金濤老師，但課堂上老師講的我已經聽不進，腦海里完全被眼科大夫陸文婷的悲情故事占據了。“我愿意是廢墟，只要我的愛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著我荒涼的額，親密地攀緣上升”，中年知識分子的艱辛與困窘，在裴多菲詩歌的強力烘托下，顯得格外煽情，我邊讀邊流淚，全然不顧身邊同學投來的詫異眼光。我讀大學時正是“傷痕文學”方興未艾的時期，雜志上發表的大多是揭露、控訴“文革”（或“反右”）的作品，如張潔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張賢亮的《靈與肉》、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古華的《芙蓉鎮》等等。現在回過頭看，這些作品或許說不上深刻，有的也還帶有過去的痕跡，但當時的感覺卻是很震撼、很刺激的，因此，我們班的同學，有不少人是天天捧著雜志看。

大學畢業后我當了一名圖書編輯，可說是天天和書打交道，讀書、編書、寫書成了我職業生涯的全部內容。職業編輯的讀書當然首先與職業相關。都說編輯是雜家，地方出版社的編輯就更“雜”了，往往要根據市場需要，策劃各式各樣的選題。有一段時間西方哲學、美學類圖書大熱，我也想策劃此類選題，為此還專門跑到北京、上海去買了一大堆西方現當代哲學家、美學家的書，什么弗洛伊德、榮格、羅素、維特根斯坦、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等等，看到了就買，也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其實主要還是沒有時間看，當編輯太忙了，雜事太多，又要面對快速變化的市場，心態也浮躁，實在靜不下心來好好讀一會兒書。但策劃選題又需要具備這方面的知識，于是我又買了夏基松著的《當代西方哲學》、朱狄著的《當代西方美學》等書，總算惡補了一下。

后來，我接觸了一些西方中國學研究的資料，時逢國內興起文化熱，因此，我打算推出一套“國外漢學名著譯叢”，想為中國的文化研究引入一些異質的方法和視角。為了做這個選題，我重新閱讀了先秦兩宋諸子的經典作品，參考了一些國內學者如范文瀾、白壽彝、馮天瑜、葛兆光等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著作。當時，讀書還是中國人獲取知識的第一選擇，“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振奮人心，出版業被稱為“朝陽”產業，前途一片光明，因此，編輯可以從容做事，讀書編書，以傳播文化知識為使命，而不必考慮什么“生存壓力”。時光一晃三十年，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的情勢，不由得令人生出“隔世”之感。

近十來年，我的閱讀又大多與寫作密切相關。寫作，或者說當一名作家，是我的終極追求，但作為一名編輯，其實與這一追求是有沖突的，編輯的忙碌與瑣碎，扼殺了寫作所需的時間與激情，因此，編輯中能成為作家或學者的，可說是鳳毛麟角。但我就不信這個邪，數十年來，我咬定青山，克服惰性和因職業而產生的心理障礙，利用邊角時間，堅持寫作。我將讀書與寫作結合起來，作為磨礪大腦操練精神的工具。有時候，我在讀書過程中獲得寫作的靈感，而更多的是通過寫作來閱讀相關文獻，從而達到吸取知識、活躍思維、更新思想、充實自我的效果。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通過閱讀先秦道家、儒家經典，對道家和道教文化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并撰寫了《道的魅力》和《哲學的貧困》等學術論文和散文。后來我撰寫學術散文《從菩薩蠻到沁園春：公元十世紀前后中國文人的生存狀態》一書，則是以寫作帶動閱讀，在寫作過程中，系統地翻閱了晚唐至兩宋的相關資料，如《唐宋詞匯評》《唐代筆記小說大全》《宋代筆記小說大全》《詞譜》等，通過閱讀，找尋寫作所需的材料，并獲取了唐宋士人生存狀態的大量知識。近年來，我完成了文化散文《嶺南詞典——搜藏嶺南的柔軟記憶》一書的著述，采取的仍是邊閱讀邊寫作的方法，像東漢楊孚的《異物志》、西晉嵇含的《南方草木狀》、唐末劉恂的《嶺表錄異》、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談》、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明末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及《廣東風物志》《廣西風物志》等嶺南筆記和地方史志就這樣進入了我的閱讀視野。通過寫作帶動閱讀的方式雖然功利，但的確是一種有效的讀書方法，學以致用，用以促學，頗適合像我這樣的蹉跎了青春歲月的讀書人。

歷史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讀書，對于一代代中國人來說，還是個很要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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