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何從沒想過，那個車廂里突然出現的“聲音”，擁有漫長而難以消除的余音。

幾個月前，他在成都乘坐地鐵，被兩名年輕女孩高聲指認為“偷拍者”。隨后趕來的警方證明，這是一次誤會。

女孩們現場認了錯，但小何不認可。他要借助法律手段，尋求一個正式的道歉。此外，他還希望地鐵運營管理部門能改善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

在維權的過程中，小何遇到了一些和他有相似經歷的男性，廣州地鐵大叔被冤偷拍事件也熱度正高。

“我不敢設想這個事情如果沒有結果會對我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他說，“誣告者”脫口而出一句指責，“被誣告者”卻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 “自證清白”，擦去 “偷拍者”的污名并不容易。

關注小何經歷的部分網友，也提供了另一種觀點，他們看到兩名女孩過激行為背后可能隱藏的敏感與恐懼，試著理解可能“被偷拍”的女性。

從某種意義上說，雙方都處在維權的困境當中。

“你是不是在偷拍”

不知道重復講了多少遍之后，小何已經不需要仔細回憶，便能準確說出聽見那個“聲音”的時刻。

他回憶，今年6月11日晚，自己從成都地鐵6號線犀浦站出發，坐地鐵回家。

前一晚，他和朋友爬了山，早上去工作，下午又有聚會，回家前“身心俱疲”，只想休息。但在上地鐵后，他還是給一對老夫婦讓了座。

距離下車還有5站時，小何站在車廂中央的金屬立柱旁，忽然聽到有女生喊：“你是不是在偷拍，我懷疑你在用小型攝像頭偷拍。”

小何說，直到全車廂的目光都聚焦到自己身上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正是被喊話的那個人，瞬間蒙了。

后來流傳到網絡中的視頻畫面顯示，兩名年輕女孩坐在離小何大約兩三米的座位上，憤怒地說：“他的(鞋子)不是在反光，而是在閃光，剛剛我們親眼看到的，等我們拍的時候他就把它(攝像頭)關了。”

地鐵安保人員迅速趕來，“夾住”小何的手臂。

形容那一刻的感受時，小何說“像在眾目睽睽下被逮捕”。

他被喊話的女孩要求脫下鞋子檢查，他不敢用手，“怕被懷疑是在銷毀證據”，只能用左腳蹬掉右腳的鞋子，單腳站在車廂中間。

當時，車廂里有乘客拍下了這一幕。3個月后，小何第一次以旁觀者的視角看到當時的自己，“表情很無奈，很無助”，他甚至沒有勇氣再看一遍。

畫面中，他默默地站著，沒有反駁。

“在那種情況下，我說我沒偷拍，有用嗎?我覺得沒什么用。” 小何甚至認為“讓他們的批評、懷疑，更加深刻一點，現在他們對你的懷疑有多深，后面他們的后悔就有多重。”

小何記得，自己脫鞋后，一名戴眼鏡的男性乘客曾主動替他辯解：“鞋子上面都沒有裝攝像頭的空間呀?是不是鞋帶上的金屬扣在反光?”

按照車廂安保人員的要求，小何需要下車接受進一步檢查。

等待下車的十幾分鐘里，他始終沉默站立，努力觀察車廂內的情況。“沒有人穿奇裝異服，幾乎沒人穿裙子，說我偷拍的女孩雖然穿了長裙，但離我很遠，我也想知道她們到底在懷疑我偷拍什么。”

下車前，始終沉默的小何向陌生的乘客發出請求，請他們繼續關注此事：“如果大家明天沒看到相關新聞，請相信我沒有偷拍。”他害怕，此事萬一成了“懸案”，他將以“偷拍者”的身份存在于那些乘客的記憶中。

“你根本就沒有道歉”

十幾分鐘后，小何和兩個女孩都在錦城廣場站下了車。

一名安保人員“攙扶”著他走出車廂，要求他站在站臺電梯的扶手邊等待。于是他光著右腳，雙手背后，單腿靠墻站立。小何記得，每當有列車到站，乘客下車，他就要被異樣的目光審視一遍。他曾試圖掏出手機回復消息，但兩個女孩謹慎地湊上前來，防止他“銷毀證據”，他只能向對方展示手機屏幕，覺得“被一種無形的力量逼到角落”。

據小何回憶，一名站臺工作人員前來了解情況，兩名女生重申：“他剛剛在偷拍，鞋子上有綠色的攝像頭，等我們看向他，他就把攝像頭關掉了。”

小何繼續選擇不反駁，他只是說：“我覺得應該馬上報警，讓警察來處理這件事情。”

在他的回憶里，那段等待警察到來的時間格外漫長，半個小時，或是40分鐘，他記不清楚，只記得站臺工作人員一直在用對講機來回溝通，似乎遇到了問題。

“地鐵站針對這種事情應該準備預案，而不是遇到問題再臨時溝通處理方式，我原本不需要在外面等這么久的時間。”

小何說，他曾詢問站臺上的地鐵工作人員：“地鐵管理在這方面有沒有相關的標準或者制度?發生這樣的事情，在什么情況下，列車員需要或者說有權力對涉事人員采取行動?”

他記得工作人員笑了笑說：“我不清楚，沒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面對4名趕來的民警，兩個涉事女孩再次說明了情況，堅稱小何“偷拍”。一行人重新登上地鐵，前往派出所。

車廂里，一名民警曾拿出手機對著那只被認為裝有攝像頭的鞋子變換角度拍攝，然后對小何說：“我想應該是誤會了，你也不要有太多的情緒。”

晚上11點多，在派出所，民警對小何的鞋進行了細致檢查，最終脫下手套告知兩名女孩：“應該是不存在偷拍的，他的鞋子里也沒有攝像頭，你們看到的閃光應該是列車進站時兩側廣告牌在鞋面金屬片上的折射。”民警一邊說，一邊播放剛剛錄制的檢查鞋子的視頻。

回想起來，小何說真相大白的一刻并沒有感到開心，他認為自己應該獲得一個道歉。“我不需要什么經濟賠償，我只想要一個有態度的道歉，她們必須要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隨后，民警專門和兩名女孩進行了溝通。過了一會兒，小何說，她們扭扭捏捏地走進門，其中一人飛快地說了一句：“帥哥，對不起!”然后便迅速轉身想要離去。

“我感覺她們好像一秒都不想多待。就像是以前讀書的時候，被關系好的老師抓到辦公室要求道歉，我們就會這樣拖長長的調調說‘老師——對不起——’，然后馬上嬉皮笑臉地往外跑。”

于是小何脫口而出：“我不接受道歉。”

后來他反思，他當時應該說“你根本就沒有道歉”。“因為道歉的前提必須是你先覺得自己錯了。”

最終，通過警方調解，小何還是在筆錄上簽了字。只是額外補充了幾句話：“一、我不接受道歉。二、雙方沒有達成和解。三、我會繼續訴訟。”

很多人因為投入太多，放棄了維權

夜里12點多，小何從派出所出來了。他回憶，當時感到胸悶、胸痛、呼吸困難，一個人前往醫院急診科做了檢查。

等醫院報告的時間里，小何寫下自己剛剛的經歷。這篇6000余字的文章傳到網上兩天，被閱讀超過4000萬次。成都地鐵和警方隨后也對媒體證實了此事。

在大量的網友評論中，多數人支持小何，但也有人說“肯定是因為你長得猥瑣別人才會懷疑你”，還有人提醒他“你不考慮自己也考慮一下自己的家人”。

那幾天，小何向公司請了假，搬去酒店居住，著手處理訴訟事宜。他說當時“精神狀態快要崩潰”，也不敢坐地鐵，“總感覺那一幕會重現”。

他記得，曾在網絡中看過相似的事件，其中大多數最終沒有定論，不了了之，他害怕自己的經歷也成為一樁“懸案”。

“我讀了很多年的書，現在有一份不錯的工作，我還背著房貸，是社會的一份子。如果這個事情處理不好，我很可能就‘社會性死亡’了。”

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下午，小何前往派出所，希望取得相關資料，如問詢記錄等。但按照規定，他還需要委托律師立案，資料才能按照程序提供給律師。

“很多網友評論說這種事實清晰的小官司不需要請律師，但調取證據之類的工作，只能依靠律師完成。”

找律師的過程也不大順利。由于事件輿論熱度過高，小何被一些律師拒絕過，也被開過高價。幾經周折，他終于確定了律所，律師按類似案件的最低標準收費，依然花掉了小何近一個月的工資。

“普通人的維權成本不低，在遇到類似事件時，人們可能會因為付出的費用太高、精力太多而放棄。”

律師也勸他，爭取下去，可能也就獲得一個賠禮道歉，“至多有點象征性的經濟賠償”。小何不想放棄，他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事情并沒有像他預期的那樣順利。他收到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的回執，因缺乏證據材料，未能準予立案。

對小何來說，尋找證據正是最難的環節。在公共場合遭遇突然的“言語攻擊”，他本人沒來得及留下任何證據材料，唯一可獲得的證明資料是警方的筆錄及監控視頻，但按照規定，他只有在法院立案后持調令才有權力調取這些材料。與此同時，成都地鐵也以“在法律程序上沒有責任出具此份情況說明”為由，拒絕為他提供情況說明。

立案進入僵局，小何也陷入強烈的痛苦中。為了訴訟，他頻繁向公司請假，休息時間也搭了進去。“律所在北邊，地鐵公司在西南，派出所在南邊，公司在西邊”，小何一邊工作一邊在城市里來回穿梭，同時準備職業資格考試。

“就這樣經過了兩個多月，我甚至連訴訟的第一步都還沒有完成，我非常不滿意這個結果，但我又很無力。”

在這個過程中，小何還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不對等感——那兩個把他當成“偷拍者”的女孩對他的付出似乎毫無感知，“仿佛那晚結束，事情就真的結束了”。

“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一封目擊者的書面證言打破了困局。

自小何的經歷在網絡上獲得廣泛關注后，陸續有幾名網友自稱事發當時位于車廂內。小何聯系上其中兩人，希望他們能為自己作證。其中一名目擊者由于證言過程較為繁瑣且擔心暴露個人隱私放棄作證，但另一人作出了書面證言。

“那是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00后男孩，處理這件事他壓力挺大的，但他還是站出來為我作證，這很了不起。”小何說。

8月25日，這份補交的證人證言讓小何收到了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的立案通知書，該院已經受理他與涉事女乘客的“一般人格權糾紛”案件。

小何松了一口氣，但并未因此放松，他認為法院立案僅僅是一個開始，后面要走的路還長。

他仍然沒想過放棄，越發覺得這件事不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期望有一個明確的、法律意義上的結果，告訴公眾什么是偷拍，怎么去界定，誣告者要不要懲罰，實施偷拍的人又該如何處置等。

幾個月來，小何收到不少私信，有人說自己被冤枉“偷拍”，個人信息、未經處理的照片、視頻也被發到網上，“但事情沒有得到警方的證實，只有指控者單方面的說辭”。

在網絡中，小何的社交賬號幾乎成了“被冤枉偷拍”的代名詞，曾有5名網友自稱與他經歷相似，想一起維權，但接觸之后，有4人放棄了。

郭先生是5人中還在堅持的那個維權者。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今年7月26日，在深圳地鐵晚高峰的安檢人群中，一名年輕女子說他“性騷擾”，并當眾對他進行了言語侮辱。警方查看監控后，證實他并沒有不法行為，但該女子拒絕道歉。郭先生決定起訴。

在多次與法院和警方溝通后，郭先生依然因為缺乏證據材料無法立案。他的經歷并未像小何一樣獲得輿論關注，沒能找到為他提供證人證言的目擊者。

此前，郭先生曾在網上看到過小何的經歷，還有發生在廣州地鐵的“大叔蒙冤”事件，但那時他沒想過這種事情真的會發生到自己身上。

“今天是我，明天就可以是這個社會上的任何一個人。不知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就會有一個人遭到這種無端的誣陷，并且誣陷者可以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甚至都不用給出一個道歉，受害者卻需要花費代價去維權。”郭先生說。

小何認為，需要承擔責任的不光是那兩個誤以為他偷拍的女孩。在開庭前，他決定追加成都地鐵為被告方，事由是成都地鐵涉嫌違約和侵權。

他認為，成都地鐵工作人員當日的做法對他造成了次生傷害：“首先，列車的安全員在聽完女生說辭后未容許我解釋便‘架住’了我，是否是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第二，到站臺后是不是可以為我準備一個遮擋屏風、把我帶進辦公室或任何一個人少的地方，為什么偏偏讓我站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接受審視?第三，我認為地鐵公司面對此類事件應該提前做好預案，并將相關人員培訓到位。”

小何申請調看地鐵站臺的監控，尤其是他被要求“脫掉鞋子，在電梯扶手處單腿靠墻站立”的那一段監控記錄，但成都地鐵稱，因站臺上的兩個攝像頭壞掉了，關鍵證據丟失。截至發稿前，成都地鐵并未回復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的書面采訪申請。

作為同行，北京地鐵2號線地鐵乘務管理員調度室值班經理馬兆友在地鐵工作了近兩年，從列車內的乘務管理員升職為負責“總控”的調度室值班經理。在他的印象中，從業以來沒有處理過有關“偷拍”或是“性騷擾”的案件，“我覺得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因為我們有一套嚴格的管理體系”。

據他介紹，北京地鐵2號線平均每兩到三節車廂配備一名乘務管理員，定期培訓。按照要求，管理員應每兩站對所管轄車廂巡視一次。“不是象征性地走一遍，而是要盡可能地觀察每一個乘客，包括是否有異常的動作、表情或是攜帶違規物品，這樣其實無形中就對一些圖謀不軌的人進行了震懾。”

馬兆友強調，當乘務管理員發現異常狀況時，應及時打開身上佩戴的記錄儀，并對異常情況持續關注，如情況有變應及時上前制止。“但是管理員沒有執法權，只能注意監督、保留證據”，應將涉事人員轉移至站臺內的站務，并視情況聯合站內駐警處理。

北京地鐵幾乎每個地鐵站內都設有警務室，至少有一名民警和一名輔警，當車廂內發現異常狀況時，一般到下一站就能將涉事人員控制住并移交警方，“整個過程可能也就幾分鐘”。

理解被誣陷的冤枉，也理解被偷拍的恐懼

在小何事件引發的討論中，始終有兩種聲音格外鮮明。

多數網友對小何的遭遇表示同情，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還有一部分人則充滿隱憂，認為過多關注“誣告者”，可能會使原本就維權困難的偷拍受害者更加孤立無援。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羅翔在其個人社交平臺發布的一條名為《女性故意“報復”男性?性侵犯罪是一種高誣告率的犯罪嗎?》的視頻中說：“有不少的人認為在性侵犯罪中，被告人很容易被誣告……但是嚴肅的學術研究證明，這種擔心是多余的。相反，在性侵犯罪中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數，也就是說，有相當多的性侵犯罪是沒有進入到司法體系的。”

在小何被誤指偷拍前后幾天，河南、河北分別有兩所大學幾乎同時曝光，有男生扮女裝潛入女生浴室進行偷拍;英國廣播公司(BBC)國際頻道調查小組“BBC之眼”發布了一條名為《追查“癡漢”——誰在售賣中國日本性侵偷拍影片》的紀錄片，揭露了一個位于日本東京的售賣偷拍性侵視頻團伙，該團伙運營的3家色情網站中，一些視頻拍攝于中國各大城市的地鐵車廂，網站創始人日收入可達5000元至1萬元人民幣。

紀錄片中的記者馮兆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僅僅是觀看這些偷拍視頻，就使她感到身體僵硬，不愿靠近陌生人，想盡量避免正常社交屬性的身體接觸。尤其是看到某條視頻出現她熟悉的廣州地鐵，聽到報站，看出線路，馮兆音感到脊背發涼——這個受害者很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在廣州的朋友，這可能發生在我們任何一個人身上。

黃先生和女友林女士目擊了小何被誤指偷拍的全過程。巧合的是，事發時，他們還在討論不久前發生在廣州地鐵的“張薇事件”——那個年輕女孩曾誣陷一名農民工“偷拍”。黃、林二人一致認為，說別人偷拍，需要拿出證據。

林女士則比黃先生多考慮了一些：“我擔心這些事情曝光太多，一些真正被偷拍的人便不敢講了。”

林女士的好友何小姐曾有過不止一次被偷拍的經歷。最近一次在工作場合被客戶偷拍時，“我的第一反應是不敢講。盡管他的手機其實已經直對著我了，但是我依然不敢去問他，我害怕像之前的地鐵事件一樣造成什么不好的影響，我懷疑自己的反應是不是太過激了。”

直到何小姐確定自己看到了對方的手機拍攝畫面，才鼓起勇氣叫來了保安，由保安制止偷拍者的行為。在此之前，她也經歷過相似的被偷拍場景，給她的內心留下一種隱秘的恐懼——每當身邊有人拿起手機，只要對方的攝像頭可能朝向她，她就感覺自己陷入了一種要被偷拍的不安全感中。

“當別人做出拍我的動作時，我會本能地感覺自己受到了侵犯。忍不住去想他為什么要拍我，他拍到了什么，他把我拍在他的相機里有什么用途。”

盡管害怕被偷拍，何小姐還是不認同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貿然質疑別人，她更擔憂由此引發的討論帶來更大的影響。“部分網友的評論，把這件事上升為對女性群體的攻擊，認為女性可能是在故意污蔑男性，這樣的輿論導向會使真正的受害者更難維護自己的權益。一個理性的人，不應該把一個人的個體行為加之于群體之上。”

曾代理過廣東第一例“性騷擾損害責任糾紛”案件的律師丁雅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一方面，我們要理解一個男性面臨誣陷的冤屈;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試著更多理解一下女性的處境，普及維權的相關知識、取證手段。其實就是雙方互相理解的一個過程。”

正義的邊界

在被兩名女孩指認為“偷拍者”之前，小何說自己幾乎從未關注和聽說過“地鐵偷拍或是性騷擾”的事件。近來，他逐漸看到了大量相關情況。

“‘偷拍’這個事情確實存在，我知道‘被偷拍者’想要維權也是非常困難的。”小何說，但他不會動搖。

在他維權的過程中，也曾數次收到類似“為什么要跟兩個小女孩計較”的質疑，他始終認為，事件中，“誣告者”與“被誣告者”所付出的代價并不對等，他有“墜入深淵”的風險，而“誣告者”卻不用付出什么成本。

盡管早就被警方證明“清白”，小何還是不想對同事、朋友和親人透露這件事。“我始終覺得不光彩，在拿到最終的判決結果之前，我怕自己可能還是無法自證。”

與此同時，他支持那些懷疑自己被偷拍的人維護權益，建議他們不用太極端，他相信“走到別人身邊好好說，別人大概率是會配合的”。

郭先生也認為，對于性騷擾，他和絕大多數女生一樣持“零容忍”的態度。“另一方面，真的誤會了別人，應該向對方道歉，然后放過彼此。大部分人不會上綱上線要去法院起訴。”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奕斐在其個人播客談及此事時曾表示，此類事件背后確實存有“女性的生活體驗所導致的集體恐懼感”，所以女性可能會“本能地產生自我保護的念頭”，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可能意味著我們對于“偷拍”相較以往有了更多的意識。

但同時，沈奕斐也強調：“正義的目標必須用正義的手段來執行。”她認為，在公共場合中人們依然需要在對他人進行指控時保持謹慎態度，因為個人行為邊界擴大可能會導致社會公共空間限縮，“如果在后果還沒有發生之前就要去預防這種小概率的可能性，整個的社會的容錯空間會變得非常小，每個人的行為在這個空間里面都會變得非常小心翼翼，稍有不慎你就可能被懷疑是有問題的，這就是個人的權利占用了公共的權利，導致公共的空間變得非常狹窄。”

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原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執行主任、律師呂孝權長期從事女性維權工作，他強調當我們想要對他人提起指控時，一定要學會辨別“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的區別。

“按照法律要求，一般而言都是‘誰主張誰舉證’。法律追究的是能夠通過證據所呈現的事實，法律事實接近客觀事實但永遠不可能等于客觀事實，一旦上升到法律層面，就必須要有實在的證據。指控者必須要對自己的言行負責，應在基礎證據上證明自己的主張，而不能空穴來風，故意捏造事實侮辱誹謗他人，否則很可能原告變被告。”

另一方面，丁雅清認為，很多女性之所以會出現一些過激反應，其實是因為她不知道自己能得到幫助，不清楚還有一些途徑能幫助她平和地維護自己的權利，她們是在孤立無助的情緒下做出了不當的反應。

呂孝權也同樣認為，對于“偷拍”或是“性騷擾”引發的社會問題，規范個人行為僅僅是“治標不治本”。“目前很多被害人無法在第一時間拿起法律武器合法維權，是因為他們還缺乏社會系統資源支持。這些支持因素不具備的情況，通常意味著被害人需要孤軍奮戰來面對問題，那么便很可能由于維權意識的匱乏讓自己陷入更糟糕的境遇。”

“比起批評某個個人，我們更應該反思如何改進整個社會。”呂孝權說。

作為一項全球議題，近些年，治理“偷拍”問題得到各國重視，其中，立法是最直接的行動之一。目前，在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偷拍、偷錄等行為都被作為單獨罪名納入刑罰。我國香港地區前年通過《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針對窺淫、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部位及未經同意下發布私密影像訂立特定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

中國內地自2019年以來，也在持續推進打擊偷拍偷窺黑色產業鏈的專項行動。曾于2021年5-8月，在全國范圍組織開展攝像頭偷窺黑產集中治理期間，京東、淘寶、閑魚等電商平臺下架違規宣傳或違規售賣攝像設備1600余件，抓獲犯罪嫌疑人59名，收繳竊聽竊照器材1500余套。

呂孝權介紹，目前我們在立法上尚還缺少專門針對偷拍及性騷擾防治的法律，與之相關的規定分散在民法典、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部門法律中，“部門法之間可能還存在銜接的問題，部分條款內容存有相沖突的地方”，他希望能夠參照反家庭暴力法，制定專門的“反性騷擾”法律，“我們也應該有全面、詳實、可操作的法律對性侵害行為進行明確規制”。

他同時也認為，立法只是第一步，解決性別暴力問題的關鍵在于提高全社會的性別平等意識。“性騷擾沒有男女之分，它不是婦女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因此它需要社會的廣泛參與，尤其是男性的參與。通過全民普法和性別平等教育，建立由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工作機制，搭建起法律、心理、救助等一系列社會資源體系，形成一個權責明確的支持系統，對包含性暴力在內任何形式的侵害行為樹立起絕對意義上‘零容忍’的態度。”

據報道，在“電車癡漢”嚴重泛濫的日本，與之相對的還有一個名為“癡漢冤罪”的現象，即被誣告為“癡漢”的冤假錯案，被誣告者通常會因此付出嚴重的成本，甚至遭到“社會性抹殺”。日本NHK電視臺的一檔節目曾專門針對此議題進行探討，節目中的一位律師對此評價道：“所謂癡漢，常被稱為是女性的敵人，實際上不是的，是男女共同的敵人。”

正如沈奕斐在播客里所表達的：“每個個體都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性別身份而受到區別化對待……性別的研究是希望把每個人都變成人。”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裴思童 記者 秦珍子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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